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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場商務晚宴上，有關中國知識產權盜竊問題的討論正有猛料要曝出來時，美國某科技大公司的一位高管向前探出身子自信地說，這對我們來說不是多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打算讓自己的產品創新速度超過中國人抄襲舊產品能夠達到的速度。

這是美國公司常說的一個解決辦法：美國在創新方面將會超過中國，因為美國最擅長創新，而中國官僚式的、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掌握不了創新。

但經濟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說，問題是歷史并不證明這個論點。弗格森在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任教，本周出版了新書《文明：西方與非西方》(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他說，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已經吸收了西方藉以取得成功的很多東西，現在常常是做得更好。

他說，我已經不再相信中國人存在某種文化缺陷、所以沒有創新能力;他們的孩子將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這種“原材料”終將推動創新。

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首席(文章來源環球聚氨酯網)執行長利偉誠(Andrew Liveris)好幾年來都鼓吹這個觀點。他認為工程與制造能力正在從西方向亞洲轉移。最近他在沃頓商學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對一群人說，創新已經跟隨制造來到中國。

他說，一段時間過后，當企業決定在哪里設立研發設施時，在生產地做產品支持、升級和下一代設計等工作將越來越合理;這是陶氏化學有500名中國科學家在中國工作、薪酬不菲的原因之一，而且他們產生的人均專利數量已經超出我們的其他分支機構。

如果要從統計資料來看這種增長的話，請看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最新的年度競爭力指數。這個指數根據一系列經濟指標對各個國家排名。連續三年時間都出現了美國名次下降、中國名次上升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美國仍然排名世界第五，中國排名26，遠遠落后。但這個差距也在慢慢收縮。

利偉誠認為，美國企業的創新和制造正在接近一個轉折點。而弗格森說，轉折點早就過去了。

弗格森在新書里面列出了六種讓西方在過去500年取得政治經濟主導地位的品質或制度，分別是：西方諸多國家之間的競爭，產權與法治，消費社會，職業道德，科學革命，以及醫學進步。亞洲競爭對手因為種種原因實力薄弱，也是西方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之一。

他寫道，在過去幾十年里，亞洲的對手已經學會了這種六種品質(只有中國缺少法治，這是它的致命弱點)。它們正在追趕西方，某些技能已經超過西方，比如數學。他認為，美國因為官僚作風、好訟和過度監管變得臃腫起來，已經不是整個世界的最佳經商地點。

他寫道，中國的研發支出已在過去10年擴大到原來的六倍，科學家數量翻了不止一番，科技論文年產量目前僅次于美國。

一些學者和商界人士會不同意弗格森、以及利偉誠在這個事情的看法。貝森(James Bessen)曾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文說，專利產量很難用來衡量創新，因為中國在政府優惠措施的刺激下申請了很多沒用的專利。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塞加爾(Adam Segal)說，美國企業和科學文化的互動，仍是美國創新的一個重大優勢。但他也承認，在中國設立的研發中心起著轉移這些技術的作用。他寫過一本書，名為“優勢：美國創新可以克服亞洲挑戰”(Advantage: How American Innovation Can Overcome the Asian Challenge)。

文首所提的那位科技公司高管也這么認為。他說，由于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大力干預，創新型的公司往往不會產生。

弗格森自己也沒有提出一個能夠輕松治療他眼中美國之衰落的藥方。他說，美國應當改善教育、減少監管、整頓財政、強化政治領導力。

有人問他，如果自己在開一家美國公司，他會怎樣做。弗格森回答：我會搬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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